很坦白的说，在蒋春暄的成果被证明是正确以前，我们对它也持怀疑态度。所以，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证实或炒作他的研究。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希望是一个中国人首先解决了费马大定理；但即便最终发现蒋春暄的结果只是历史上众多失败事件中的一次，从这件事本身，我们也能够对当前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作出必要的反思。
1993年6月23日，在剑桥大学牛顿研究所的讲台上，一位头发蓬乱、带着一副厚眼镜的中年人正在黑板上专注地写着一串串在外行看来尤如天书一样的算式，略显孩子气的脸不时露出沉思的神情。讲台下面，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今优秀数学家，他们的表情与讲台上的人一样专注，不过，出现在他们脸上的是对某个结果的急切期盼而似乎又对此难以置信的神色。
在不知是第几次把黑板写满又擦去、擦去又写满之后，这位中年人微笑着向他的听众说道：“我想我就在这里结束。”最开始的几秒钟，教室里很安静，好像是过了一阵子，所有的人才都意识到，就在刚才，他们成为了数学史上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事件的见证人：困扰数学家们数百年的难题——费马大定理终于被解决了！于是，在刹那间，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虽然安德鲁·怀尔斯在数学界已经有了小小的名声，被认为是近来颇具天才的数学家，但他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名人，却是在这次牛顿研究所的演讲结束之后。从此，各种各样的称号和荣誉纷至沓来。
当然，好事向来多磨。就在怀尔斯公布他的证明后的不久，数学家们在正式审查他的论文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缺陷。这是令人沮丧的，因为过去声称解决了某个重大问题的论文通常都因为这样的缺陷而被推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很多人对他失去信心，认为这只不过是无数次类似事件的重复时，怀尔斯终于做出了令数学家们不在怀疑的解释。经过审查的论文最终发表在1995年5月的《数学年刊》上，总长为130页。又经过两年的的审查，怀尔斯获得了一名德国人为费马大定理专设的奖金。
与中国学者蒋春暄比起来，怀尔斯能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是非常幸运的。自从1991年在当时的《潜科学》（现已停刊）上发表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以来，为了让他的结论能被人所注意———不管是赞同还是批驳，只要是来自学术上的，蒋春暄一直在不停地努力。然而，到现在为止，他只找到了有限的赞同者，但却从未收到过任何公开的来自学术上的反驳。
航空工业总公司退休高级工程师蒋春暄在很多人的眼里属于“怪人”。用“零乱”来形容他位于航天工业总公司家属区的住所仍有些词不达意：不大的房间到处是不知是否干净的衣物、厚薄不一的图书和目不忍睹的灰尘。与他谈话，你很难按照既定的思路进行。他的语句缺乏连贯性，而且常常所答非所问，但他想要说明的中心是明确的：“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我的方法不可思议的简单，但是千真万确的。”他能够令人惊奇的从那些扔得乱七八糟的书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一本，并立即翻到他所要的那几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与怀尔斯相似，蒋春暄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费马大定理，并有着强烈兴趣。但是他认为解决费马大定理并非他的目的。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方法，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方法“具有许多优美的性质，对未来的数学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证明费马大定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应用而已。按照他的方法，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论文只需要四页纸，而且也不需要任何最新的数论知识，因此他认为这才应当是当年费马所想到的证明。
蒋春暄的工作在国内少有赞同者，在国外也是如此。1994年一名数学家曾将蒋发表在《潜科学》上的文章写成评论，寄给《数学评论》，但遭到拒绝。直到去年，通过一名美国人的帮助，蒋的论文才发表在《代数、群、几何》杂志上。
对蒋春暄的工作，一名数学权威评论说：“中科院数学所每年都能收到数以千记的数学爱好者寄来的论文，很多都宣称解决了亘古未决的科学难题。但往往就是在这些自称‘划时代’的论文中，一些低级的错误比比皆是。这样的论文通常不会得到重视。同时，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保证自己的研究任务完成的情况下，数学家们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保证对这样的论文每篇都进行评审的。”在采访过程中，这是数学界人士最有代表性的意见。
因此，对蒋春暄来说，目前的尴尬到不是无人喝彩，而是根本无人理睬。
很坦白的说，在蒋春暄的成果被证明是正确以前，我们对它也持怀疑态度。正如另外一名数学家的话：“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数学上很难的猜想，被一个非数学专业的人用不是很深的数学工具给解决了。”所以，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证实或炒作他的研究。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报道，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是一个中国人首先解决了费马大定理；另一方面，即便最终发现蒋春暄的结果只是历史上众多失败事件中的一次，从事件一、事件二及其相互比照中，我们也能够对当前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必要的反思。
科学分支的越来越细和内容的越来越深，把它和公众远远的隔离开来，诸如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对一项科学成果的正确性和价值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一项研究被接受或是一项荣誉被授予某个科学家必须依靠科学内部同行的评价。但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之一，以当前科学发展的速度，一项前沿的研究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同行也许并不容易，因此该项研究能否立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呢？有很多事实能够证明答案是否定的。
之二，当一项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之时，同行们对它进行评价是要冒风险的。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且还会受到各种思维定势的限制，因而对新的东西未必就能准确把握。如果评价者的评价被证明是正确的，自然对评价者会大有好处，但万一判断失误，评价者业已形成的声望、地位就会受到影响。是否每一位科学家都有勇气来接受这种挑战呢？
之三，怀尔斯的确是非常幸运的，他能够直接在一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并立即得到同行们的帮助，最终完善自己的证明。而更多的是像蒋春暄这样的人，他们全凭自己的兴趣沉迷于科学的研究，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如醉如痴，信心百倍，然而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未能发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人告诉他们究竟他们的工作有没有意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虚幻的自我陶醉中，一次又一次徒劳的把自己取得的“成就”漫无目的到处宣传，终究无人理睬。科学，是否应该让这样的人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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